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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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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52 人們爲何有非理性偏好？
在前幾星期的一篇文章，我們討論了偏好與快樂的異同。除了無知（或信息不足）和對他者的照顧，造成偏好與快樂的差異的一個原因是人們的非理性偏好。現在我們來討論，爲什麼我們會有非理性偏好？
幾乎沒有人是完全無知和完全非理性的，但大部分人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無知（或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理性。兩個造成不完全理性的重要原因，至少可以部分用進化生物學的因素來解釋。這兩個原因也不一定是完全相互獨立或沒有關聯的。[1]
首先，人們有一種忽視或沒有足夠重視未來的傾向。這一點早已備受關注，包括經濟學者的研究。例如，庇古 (Pigou 1929, 第25頁）稱之爲“不完全的預見能力（faulty telescopic faculty）”，Ramsey（1928，第543頁）稱之爲對未來“想象的缺陷（weaknessof imagination）”，Harrod（1948，第40頁）稱之爲“情感戰勝理智”。這種非理性的一種表現，尤其是在西方社會，是對將來老年的儲蓄不足夠。這就使強制性的、高額的退休金計劃的實行成爲必要。
在一項關於如果利率升高人們是否願意增加儲蓄的調查中，我曾經遇到一個儲蓄不足夠的極端例子（參見拙作Ng 1992）。問卷假定人人都有儲蓄，因爲備選答案是願意多儲蓄百分之幾。其中一個調查對象對我說，他完全不儲蓄。我將問題從“多儲蓄20%”換成了“每月多儲蓄20元”，讓他重新選擇。但他說任何利率都不能動搖他不儲蓄的決心（我甚至提到了500%的利率）。只有當我說，“你現在儲蓄一元，明年將會變成一百萬元”時，他才願意儲蓄。當時我仔細地對他進行了觀察，以確定這個看起來很健康的年輕小夥子不會因爲嚴重疾病而會很快死亡。
大多數其他動物的行爲大體上決定於先天的本能，而不是對當前的成本與未來收益的精心計算。在很大程度上，螞蟻儲存食物、松鼠埋藏堅果，都是出於本能。如果有些動物會通過思慮來進行選擇，它們大多僅限於對眼前的事物進行判斷，以採取最好的即時行動，如搏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要對相當久遠的未來所可能獲得的報償進行預測，需要更強的“推理”、“想象”和“預見”等能力。慶幸的是，我們人類有此天賦。然而，由於大部分動物都缺乏這些高等能力，我們可以自然地推斷，這些能力在我們人類身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進化，而且不同的人擁有這些能力的程度也不同，因而我們同類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缺乏預見力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另外一個造成不完全理性的原因是，存在着很多強烈的生理上的慾望和享樂上的誘惑，引誘我們去做不利於我們的長期快樂的事情（特別是將來才須要支付成本的眼前享樂，因此，這和剛剛說的第一個原因有關）。
考慮一個關於強烈生物慾望的例子。在性慾和性快感的驅動下，青年男女經常冒着犧牲他們長期快樂的風險而發生輕率的性行爲，比如他們可能未婚先孕或患上艾滋病。導致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無知，但其中生物慾望所起的作用也是無法否認的。
考慮一個特殊的例子。假定某人同意，當對他者的快樂不產生影響，進行一個帶有風險的抉擇時，正確的決策方法應該是使自己的預期快樂最大化，而且在大多數抉擇上他也是這麼做的。但是，當對性愛活動進行抉擇時，他就很可能會選擇減低他的長期預期快樂，而跟很多人有性接觸，即使他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接觸艾滋病病毒並且會降低自己的預期快樂。他強烈的性慾征服了他的理智。
這並非一個完全假設性的事例。我相信，至少有10%成年男人已經做了這樣的選擇。如果你需要更令人信服的證據，你只要看看性服務者的活動頻率和婚外性行爲的頻率就足夠了。
上述兩個非理性偏好的原因說明，或由於我們天賦能力的不完全，或由於有利於繁殖能力的生物傾向，我們會做出一些與我們的快樂不太一致的事。這裡的問題是，基於規範性的目的，或者說倫理或道義上的目的，我們應當應用快樂，還是實際的偏好或行爲？顯然，我們應當應用快樂，而不是由進化生物學上的生存和傳宗接代的原因所決定的行爲或偏好。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但就人類整體而言，人口的規模卻是越來越大。而且，後代的問題應當能夠用包含我們後代的快樂的長期社會福祉函數來處理。如果我們選擇最大化生存和傳宗接代（合稱‘適生性’），我們就會偏好無限繁殖，而拋棄人口較少而總快樂較高的情形，即使無限繁殖會使人遭受極大的痛苦。“我們”是有感知的自我，我們最終關心的是我們的淨快樂。我們不是那些通過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來先天地使我們的適生性最大化，而沒有情感的基因。和那些幾乎完全由基因和環境所控制的生物不同，我們學會了利用類似生育控制這樣的措施來改變我們的命運。對規範的問題來說，重要的是我們的快樂，而不是那些沒有感受的基因。
除了增加知識，我希望我們的討論，也會增加你將來的理性程度與快樂！我們這幾次文章討論了偏好和快樂的差異，下一篇文章，我們可能會討論生活滿意度和快樂的差異。讀者們，你們認爲它們有什麼不同，哪個比較重要呢？哪個有終極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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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ARROW, Kenneth J. &SCITOVSKY, Tibor (eds.) (1969). Readings in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Allen & Unwin.
CRAWFORD, Charles &KREPS, Dennis L. (1998), Handbookof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HARROD, Roy F.(1948),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
NG, Yew-Kwang(1992), Do individuals optimize in inter-temporalconsumption/savingdecisions? A liberal method to encouragesaving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Organization, 17: 101-114.
PIGOU, ArthurC. (1912/1929/1932), Wealth and Welfare. Latereditions (1920, 1924, 1929, 1932)assume the title The EconomicsofWelfare,London: Macmillan.
RAMSEY , F. P. (1928), ‘A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Journal,38:543-59. Reprinted in ARROW & SCITOVSKY (1969).
WILSON, E.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1]關於社會行爲的生物學基礎，參見Wilson 1975，Crawford & Krep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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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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